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历史动力的社会维度，马克思对生产的分析无疑指出，这一维度无法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中加以把握。相反，发达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日益嵌入并转化着这些领域。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经济”与“国家”的相对重要性，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介的性质，以及这种中介与这一社会的方向性动力特质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劳动”、财富与社会建构
如果我们像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样，将价值解释为首先是一个关于市场调节的分配方式的范畴，便是将马克思的价值范畴及其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理解，等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而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的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恰恰在于构建价值的劳动这一问题；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是因为后者将资本主义劳动视为一种超历史的“劳动”。这一区别是根本性的，因为它奠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批判形式。我将阐明这种“劳动”在传统的批判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勾勒出这一角色所具有的理论内涵。届时，上述两者之间的区别所富有的意义将更为明显。
我已经指出，如果以“劳动”为批判理论的出发点，那么，批判的焦点就必然变成分配方式以及对劳动及其产品的占有。①一方面，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被认为是外在于劳动本身的（比如财产关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事实上被表现为其分配方式的特殊性。①然而，马克思的理论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关系的概念。此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马克思那里的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赋予超历史的“劳动”的性质，一种中介了人与自然之互动的活动。结果，传统的批判给予了劳动本身太多的在人类社会和历史上的重要性，它从自身的阐释方式出发，以一种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并遮蔽了劳动在资本主义中所扮演的特定社会角色。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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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一点，多布给出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比起对于李嘉图，下述这点对马克思而言甚至更为关键：他所关心的，是社会主要阶级收益的运动，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关键，也是他的分析所首要针对的。”(Dobb,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p. 23.)然而，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收益的问题—由一个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在社会各阶级中的分配—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进行考察的，也就是说，是在生产的价值形式及其内在动力之后得到考察的。后者代表了“运动规律”运作的逻辑层面。前者则是试图说明这些“规律”如何在社会行动者背后普及开来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意识到价值及其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