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主义的这些不同理解意味着对批判的规范性层面的不同理解。譬如说，我认为，一种建立在“劳动”上的批判会导致资本主义特有之物的超历史的投射，在另一个层面，这也意味着对这一批判的规范性的出发点，即理性、普遍性和正义这些概念的历史重审。在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批判的框架之内，这些概念（它们历史地表达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代表了现代社会的非资本主义的时刻；因为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它们尚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实现，但理应会在社会主义中实现。因此，社会主义被认为将带来现代社会之理想的普遍的社会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它也代表了现代社会本身的充分实现。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将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批评与早期资产阶级社会批评所持有的理性、普遍性与正义这些理想，并不代表着现代社会的非资本主义时刻；相反，它们应被理解为由资本主义劳动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建构。事实上，传统批判所特有的那种对立——也即抽象普遍性与具体特殊性的对立——并非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之间的对立；相反，这种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特征，它根植于其由劳动所中介的社会建构方式本身之中。
这些规范性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建构形式有关，它们并未真正指向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超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意识形态伪装的假象，也不意味着这些理想与资本主义现实存在之间的距离不具有解放性的意义。然而，它确实意味着，这一距离，以及与它具有本质性联系的解放形式，依旧囿于资本主义之内。问题在于这种批判在哪个层面上与资本主义发生关系—不论资本主义是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形式，还是仅仅被理解为一种阶级统治形式，不论社会价值与概念是被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理论，还是被作为一种功能主义（或观念论）。说这些规范性概念代表了现代社会的非资本主义时刻，或者说它们仅仅是一种伪装，两者同样把资本主义理解为现代社会内部的一种阶级剥削与阶级统治的方式。
与传统批判不同，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的社会批判，是一种关于建构了现代社会本身的社会实践所具有的特定结构形式的理论。通过将现代社会的理想与现实的基础建立在这些社会形式中，它试图理解现代社会的特殊性，并避免那种非历史的姿态—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将会在社会主义中实现—及其相反的版本，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都是伪装。这种社会建构理论是我将要描述的否定性批判的基础。我不会试图把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的可能性放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上，我会将它放在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中介形式所具有的矛盾性本质上。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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