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将这种“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建立在社会关系本身的外在形式上（而非将其归咎于思想的混乱)之后，我们可以开始尝试阐明这一思想形式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①这种尝试极有可能包含着一种分析，其对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人阶级运动，他们在他们的斗争中构造、挪用社会理论来建构自身、获得认识，并引出社会与政治变化。显然，上文所述的这种姿态试图主张劳动的尊严，并致力于实现这样一个社会，其中劳动的核心重要性在物质和道德上都得到了确认。它将生产过程中的直接人类劳动确立为财富的超历史的源泉，并由此不将价值的克服理解为对生产中的直接人类劳动的克服，而理解为直接人类劳动的非神秘化的社会确立。结果一方面批判了不公平的财富与权力分配，另一方面则缺乏对直接人类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所具有的独特意义的社会认识——而非批判这种劳动，分析废除这一劳动的历史可能性。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形成与巩固过程中，他们的自我废除问题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劳动的问题，很难成为核心问题。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的观念，建立在对“劳动”作为社会财富源泉的确认之上，这充分适用于这一历史语境的紧迫性，并联系着对自由市场与私有产权的批判。这一观念被作为社会主义的规定而投射到未来之中；不过，它意味着资本的发展了的存在，而非其废除。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81
① 尽管这里提出的方式也要求用马克思的分析去考察马克思主义，但它仅仅是在最表面的层面与卡尔·科尔施的以下这一观念类似：他要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运用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trans. Fred Halliday [New York and London, 1970], p56)。科尔施并未利用到《资本论》的认识论维度，在这一维度中，思想的形式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形式相联系的。同时，他首先关心的，也不是社会批判的实质性质问题—即对生产和分配的批判，而非仅仅对分配的批判。科尔施的方法停留在更为外在的层面：他试图在革命时期和更整体、更激进的社会批判之间，以及在非革命时期和碎片化的、更学术、更消极的社会批判之间建立相互的联系（同上书，pp.5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