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与卢卡奇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挪用相当不同，因为前者没有认定某种具体的、自觉的社会主体（如无产阶级）；这种主体在历史中自我展开，通过一个自反性的客体化过程而获得了完整的自我意识。这样做无疑会将“劳动”确立为主体的构成性实体，它受到资本主义关系的阻碍而无法实现自身。正如我在对“李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指出的，这里的历史主体会是一个资产阶级主体的集体化版本，通过“劳动”建构起自身以及外部世界。“劳动”的概念与资产阶级主体(不论它被阐释为个人还是某个阶级)具有内在的关联：它们以本体论的形式表达了一个历史特定的社会现实。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与上述立场所持的前提条件截然不同（尽管它依旧在社会主义传统中盛行一时）。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关系是外在于主体、阻碍了主体的充分实现的东西；相反，在他的分析中，正是这些关系建构了主体。这一根本区别与之前所论及的区别有关：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诸范畴所把握的那些准客观的结构，既未遮蔽“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亦未遮蔽“真正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相反，这些结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关系，由于它们的独特性质，它们建构了黑格尔所谓的历史主体。这一理论转向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既未确立亦未断言某种历史元主体(它将在未来社会中实现自身)的观念，如无产阶级。事实上，从一种关于集体(资产阶级)主体的理论走向一种关于异化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这一转变内含着对上述观念的批判。这是批判视野的一次重大转型的一个方面:它从一种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批判转向了一种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独特性质的社会批判，前者的出发点变成了后者的批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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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尽管马克思放弃了主一客体模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却被忽略了。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他有理由转向一种交往行动理论，这一理论试图为一种批判理论奠定基础：它既具有解放意图，又不依赖于古典主一客体模式所具有的主体性与认知性的工具意味—在他看来，这一模式损害了马克思主义(见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1984], p. x1)。然而，正如我在下文将指出的，马克思确实给出了一种对主一客体模式的批判—他转向了一种关于社会中介的历史特殊形式的理论。在我看来，这一理论为社会批判理论所提供的基础，要好于哈贝马斯所转向的那种超历史的进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