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一204)，这时，他们指出了对事件之内部结构进行的这种分析的预期范围。就其他两种线而言，逃逸线是首要的，但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指出的，这种首要性既不是指时间上在先，也不是永恒的：更准确地说，它是“不合时宜性这一事实及其权利”(D164，136)。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瓜塔里称就尼采的“非历史氛围”—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创造行为而言，没有任何创造行为不是跨历史的、次历史的或超历史的(MP363，296)。与下面这一事实相比，这些前缀没有那么重要：这一不合时宜性与类似事件的个体化形式(此性)、时间(永存)和变化(绝对的解域化)—它与每个组装具有的多变特点和转变特点有关—一致。它是“生成(换言之，与记忆相对的遗忘，与历史相对的地理，与映描图相对的地图，与树状结构相对的块茎)之无辜”(MP363，296)的另一个名称。甚至历史都被认为是通过将绝对的解域化在某个处于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中现实化而前进：它沿着逃逸线而不是“意指性的断裂”前进(MP 250，294)。
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千高原》中的历史材料的作用了。有时，德勒兹和瓜塔里根据他们对事件内在结构的解释描述复杂的历史现象，比如纳粹主义、十字军东征或是罗马帝国的衰落。照这样，比如他们用亨利·皮朗的《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下面三者之间的关系：罗马帝国严格的分隔线，“来自大草原的游牧民的”流动的逃逸线或解域线，以及流浪的蛮族具有的灵活性但矛盾的节段性，蛮族在前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定居下来，占有土地并被纳入罗马帝国中；有时他们与解域化的游牧民联合起来，走上一条征服和劫掠之线(MP271，222)。同样，他们用米哈伊尔·格里亚兹诺夫来表明他们的游牧概念指的不是那种人类学或社会学上的民族，而是“一种影响定居者的运动和生成，就像定居化是让游牧民定居下来的阻碍一样”(MP536，430)。
第四章历史、生成与事件
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