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物在与自身功能性的等价关系中确立了自身，这种等价关系是在一个单一的、确定性的价值标准(valence)，即有用性的框架内产生的。通过这种自我确立(即它与自身相等价)而形成的绝对的简化与合理化使得物能够作为某种明确的价值而进入政治经济学之中。
2.同样，对拥有道德意识与需要的主体的绝对简化，使得他能够作为一个抽象的个体(通过身份的界定，而与自身相等价)进入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体系与操持当中。
由此，物的功能性，它们的有用性的道德符码，将被等价逻辑所控制，如同交换价值的处境一样。于是，在政治经济学的作用之下，功能性衰落了。如果我们将有用性的抽象等价称之为大写的物/形式(FORME/OBJET)，那么我们可以说，物/形式是商品/形式(forme/marchandise)唯一的完成形式。换言之，同样的逻辑(以及同样的拜物教)共同作用于被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的两个方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由于没有彻底地将使用价值纳入等价逻辑之中，由于还将使用价值作为一个“不可比”的范畴，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成就了一种神话(mythologie)(一个真正的理性主义者的“神话”)，他将个体与物的关系视为一种具体的、客观的、概而言之即“自然的”人的需要与相应的物的功能之间的关系，其中物被设想为具有使用价值。它成了主体与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抽象的、异化的关系的对立面。主体的真理就存在于此，存在于使用之中，作为属人关系的具体领域之中，作为社会的和抽象的市场领域的对立面。①（马克思确实在另一种关联中对作为社会关系的私人个体的抽象做了彻底的分析。)与这种需要和使用价值的形而上学相对，我们不得不说抽象、还原、合理化以及体系化在“需要”的层面就如同在商品的层面一样被深化、被一般化。可能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的内部并不是很清楚，在其中一个人还可以设想如果个人在交换价值体系中被异化了，那么至少他还可以在他的需要中，在使用价值中来回到他自身，成为他自己。但在今天，在消费大行其道的阶段，我们有可能将需要不再作为主体的一种欲望或者迫切要求来说明，而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来阐释：在将欲望转变为一般化的体系之中，这就如同具体劳动，作为价值的源泉进入交换价值体系之中一样。所有的动力、象征性关系、物的关系甚至曲解，总之，所有主体的劳动的投入都在有用性中，在需要体系中被抽象，并被赋予一般的等价关系，这就如同所有价值与真实的社会劳动都在货币中找到自己的一般等价关系一样。主体的一切，他的身体、他的欲望都在需要中被分离和催化，或多或少地在物中被预先规定。所有的本能在需求中都被合理化、被赋予某种目的，并被客观化(objectivent)，由此，象征性被取消了。所有的不定性都被还原为一种等价关系。因此说需求体系是一种一般等价体系并非是一个比喻:它意味着我们整个地陷入到了政治经济学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使用价值拜物教。如果主体的需求是独特的、具体的，那么谈论拜物教是很荒唐的。但当需求越来越变成一种抽象的体系，被一种等价原则和一般的整合所操控的话，那么当然其中包含了拜物教的运作。因为这个体系不但与交换价值和商品成为同类，而且还极具深度，并且相当完美地表达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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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使用价值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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