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试图超越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努力却只是进一步强化了构建符号逻辑的分裂，这些努力所依凭的只是符号构成要素中的一分子，而这只不过导致了在所指或者能指的异化模式中再生产出它的任意性特征(即意识形态)。①对符号的批判性质疑的基础存在于符号在其建制中被放逐、被消解的东西之中，存在于能指与所指的显现及其结构性共在之中。意指关系的过程，最终不过就是一个巨大的意义的拟像的模型。显然，真实性、指涉物，以及价值的实体都不能摆脱符号的阴影，只有大写的象征性(SYMBOLIQUE)。这种象征性继续萦绕在符号的周围，在象征性排他的过程中，它从未停止拆除能指与所指形式上的相互关联。但是象征性，作为意义的本质从根本上颠覆了符号，它只能通过隐喻，或者破坏(effraction)来命名自身。因为意指关系只能用其自身的术语来命名所有的事物，只能在价值的以及符号的肯定性(positivité)语言中来被言说。
最终，所有问题都围绕着符号的肯定性，“价值的评估”(prise de valeur)在符号之外，不同于符号，除了它具有不定性之外，我们说不出任何东西。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区分出术语，并在肯定的意义上确认它的存在。可以说，这种不定性植根于与价值交换所不同的某种交换之中(价值的交换或者符号的交换)。但这种交换被符号及其建制所阻挠与取消，这种符号的建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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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能指的自由“中，这种僵局将显现得更为微妙。我们不久将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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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