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泽斯伯格:一种“社会主义的”策略
在恩泽斯伯格看来，由于理论的缺失与肯定性策略的实行，左派已经缴械投降了。他们满足于将大众媒介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操控来加以谴责。左派梦想某种媒介的接管，有时候作为一种推动大众革命意识的杠杆，有时候则作为社会结构发生极端变化的结果。由此，媒介显然成了一种矛盾，直接反映出将媒介整合入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理论的不可能性。在恩泽斯伯格看来，媒介(以及符号和传媒的领域)对于左派来说仍然是一个社会的神话，因为左派并没有将它们视为一种新的、巨大的潜在生产力。左派或者迷恋它，或者批判它，既成了这一神话的受害者，同时也从道德和理论上对其进行谴责(在此，左派知识分子通过恩泽斯伯格自身来进行自我批判)。这种不定性只是反映出了媒介自身的不定性，没有超越它或者稀释它。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域之下，恩泽斯伯格将这种知识分子和左派运动的“恐惧症”归咎于他们本身是资产阶级或者他们的资产阶级起源:他们本能地抵触大众文化，因为它剥夺了他们的文化特权。①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在这种让人困惑的蔑视中，在这种策略性的混淆以及左派知识分子对媒介的拒斥中，确切说来，也许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马克思主义该如何批判自身的偏见，它是一种充满怀旧色彩的经济基础的唯心论吗?它是一种拒斥任何与“物质”生产和“生产劳动”无关的理论吗？革命的理论从来不涉及符号的交换，除非作为一种具有实用功能的使用:信息、传播、宣传。当下左翼的公共关系的新视角以及整个现代主义流派的亚文化都很难改变这一趋势。它们充分展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何能够不依赖于“社会的起源”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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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还原性的决定论(déterminisme réducteur)可以在布尔迪厄(Bourdieu)的著作中以及共产党的一些言论中找到。它们并没有理论的价值。它在本质上将民主化的机制转变为一种革命的价值。知识分子发现大众文化的矛盾使其很难成为一种革命力量。贵族们曾经不满于资产阶级文化，但从来没有将其视为一种阶级文化。
第九章 媒介的挽歌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