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这并不是一个随着工业的发展、产品领域的简单扩张和差异化所产生的结果。这是一种状态的改变。在包豪斯之前，确切地说，并不存在物：随后，根据不可逆的逻辑，每一个物都潜在地被加入到了物的范畴系列之中，并依此而被生产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经验上的分类(如亚伯拉罕·默尔斯[AbrahamMoles]等)是十分可笑的。想知道一个房子或者一件衣服是不是一个物，它究竟从哪里开始，又从哪里结束，从而最终成为一个建筑，等等，所有这些类型学的描述都是无结果的。因为物不是一件东西，甚至也不是一个范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存在，它是一种形式。在逻辑上出现了物的形式之前，没有东西是物，甚至日常用具也是如此一那以后，所有的东西都是物，一座大楼、一把咖啡勺或者整个城市都是物。正是包豪斯学派建构了环境的普遍的语义学，在其中每一件东西都成了功能和意指关系的凝结物。整个的功能性，整个的符号性。与传统模式相比，这是一场“革命”，其中物(没有其他更好的词语)被捆在一起，不能解放，它们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地位，也没有基于一个理性的目的(功能性)而在他们之中构建一个体系。
由包豪斯产生的功能性将自身界定为一个形式(不仅是工业化的形式，同时还是在一般意义上环境的与社会的形式)分析和理性综合的双重运动。这里的综合是形式和功能的综合，是“美丽和用途”的综合，是艺术和技术的综合。超越了“风格”，以及“被风格化”的讽刺版本，例如19世纪商业化的粗陋工艺品以及现代主义风格(Modern Style)，包豪斯第一次为环境的一种合理化概念奠定了基础。它超越了固有的那些类型(建筑、绘画、家具等等)，超越了“艺术”，以及对其所进行的学术评估，包豪斯学派已经将其美学主张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同样，它也是服务于日常生活的技术。“技术经验的普遍的符号化”①实际上产生于美丽与使用之间所存在的分裂的消解。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包豪斯试图将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的以及技术的基础设施与形式和意义的上层建筑融合起来。为了在意义的目的性(美学的)中来完满一种技术(技术性的)，包豪斯完成了第二次革命，一种工业革命的完满，解决了后者所遗留下来的所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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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开始，我们可以在逻辑上确认“物的革命”的开始。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