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符号的运作，这种将符号分解为能指一所指的二重性的分析性分解，总是陷入意识形态的图式之中，然而这一情形甚至在设计的关键范畴中仍能被发现。它存在于整个意指关系体系(媒介的、政治的)的根基之处，就像使用价值一交换价值的二元结构处于商品形式以及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根基之处一样。①物所包含的所有价值，所有的不定性，都不能被稀释为任何模式，然而却被设计稀释为两个合理性的组成部分，两个一般的模式:有用性以及审美性，它们被设计所割裂，人为地相互对立起来。强调意义所陷入的困境，强调有用性和审美性对物无条件的围困，是没有用处的。事实上，它们只是存在于同样的价值体系中同一合理性的两个分裂的形式。但这种人为的分裂允许它们作为一种理想性的图式被重新整合起来。有用性从审美性中分裂出来，它们被命名为分割的两个方面(因为它们除了被命名为分裂的两个方面之外，没有任何的现实性)，然后它们再作为一种理想被重新整合起来，所有的矛盾都在这个神奇的过程中被解决了。现在这两种性质都是任意的，它们的存在并没有带来任何的变化。真正的问题，真正的矛盾只是在形式的层面上，即符号/交换价值的问题和矛盾。而这正是符号的运作过程试图掩盖的东西。这就是设计的意识形态功能:运用“功能性美学”的概念，它打着普遍价值的幌子，提出了一种重新组合的模式，一种在形式上超越专业化(在物的层面上的劳动分工)的模式。由此它通过去除真实的结构，来构造一种社会的整合图式。将这两种抽象结合起来的功能性美学自身不过是一种超抽象(superabstraction)，通过描画出那被符号政治经济学所隐藏的乌托邦来将符号/交换价值神圣化。符号的运作，符号的分裂都作为一种根基，作为一种深层的政治，作为一种劳动的分工而存在。包豪斯的理论，如同符号学，将这一运作现实化，并引发了意义的劳作的分裂，这就如同政治经济学将经济性的分裂神圣化，并由此导致了劳动的分工。
①然而，这一基本的形式的操控却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形下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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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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