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这种意指关系的构成就是成体系的：符号从来没有脱离一种符码和语言而存在过。由此，符号学革命(如同工业化革命一样)关注所有现实可能的实践。艺术和工艺、形式和技术，都是可被塑造的和可被绘制的(显然它们由于与设计有密切关联而占有主导地位，但设计却远非被塑造、被构筑的)，这些实践在此之前都是独特和有区别的，但现在却按照同一模式而同时产生相同的构造。物、形式以及材料在此之前都只是言说它们自身的话语，来源于自身的特殊实践或者一种原初的“风格”，现在则都在同一种语言中被设想、被勾勒，都是一种合理性的具有普适性的设计。①一旦在功能的意义上被解放，物、形式以及材料就开始制造符号，在词语的双重意义上(以及文字游戏的意义上)，也就是说，它们同时成为符号，并在自身内部交流。它们的整体不再是一种风格或者实践，而是一个体系。换言之，一旦物陷入了符号的结构合理性之中(被分裂为能指与所指)，它就同时进入了一个功能性文法关系之中(如同词位①在语段中一样)，服从于同样的一般的符码(如同在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语段):物再次被整个语言学体系的合理性所操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谈到“结构”语言学以及设计的“功能主义”，必须看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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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运用马尔库塞的术语，夏皮罗(在已引用的书中)以他自己的方式，给出了同样的分析，但更强调机器与技术：“当代设计的演变成了单向度发展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它源于机械形式，这一形式构造了一种整体的环境(极权主义)，在其中技术的经验界定并封闭了经验性的和审美的世界。“整体化了的抽象、单向度的同构性，机械与技术，都不是这一过程的原因，也不是它原初的模式。技术的变革与符号一语言学的变革(转变为一种符码的抽象)是向结构一功能性合理化转变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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