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种一致性甚至在伦理层面上都有所反映，这并非偶然。如同早在16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所建构的“进取精神”一样(正是这种进取精神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包豪斯的革命具有清教徒的色彩。功能主义是禁欲的。这一点在它的模式中表现为拘谨的几何线条，表现为对装饰和人造的恐惧，简言之，表现在它简洁的话语中。但这只是一个被某些人称为基本原理的书写效果(几乎成了一种修辞方式):其中在物的功能性的解放中所包含的合理性建构了一个物的伦理规范，这就如同劳动的解放作为一种生产力导致了一种工作伦理的建立一样。三个世纪以来①，同一种道德(以及同一种心理学)对应于同一种逻辑。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性的合理化计算作为一种普遍的禁欲主义，只要加上必要的修改，就能整个对符号的合理化计算有效。
功能主义的危机
功能主义的危机是如何通过设计师的存在而在当今社会存在的?在分析这一问题之前，必须看到这一危机的要素已经存在。它源自功能主义的愿望，这一愿望试图将自身强加进一种秩序之中(如同在秩序中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主导的合理性，以此来思考所有的事物和过程。从一开始，这种合理性就无视自身的任意性，产生了与其相反的“非合理的”或者“疯狂的”话语方式，并使其始终萦绕在媚俗的艺术(kitsch)与超现实主义(surréalisme)的两极之间。(一个是功能性同谋，一个则直接与其相反，但两者并非相互排斥：超现实主义嘲弄媚俗艺术，而媚俗艺术却常常采用超现实主义的价值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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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存在着一些逻辑的标记来表征连续的历史过程。然而，形式被理论化的时刻(包豪斯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所构建的过程)总是在历史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表明了一个关节点。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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