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着主体性的诗意，超现实主义的梦想是用一个原初的以及整合的过程来打破功能性的整合，由此它简略同时也是充满矛盾地揭示出物的发展的危机，在功能性的物的符号之下，物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存在。随着绝望的主体性的没落，所有物的意义的片断(例如路易斯·卡洛尔[Lewis Carroll]的作品，他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以否定的方式通过反抗与讽刺来揭示一种不可逆转的建制，其中，诞生了意义的政治经济学，符号的形式和物的形式被结构化为一种商品形式。(在同时代，浪漫主义面对工业革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最初阶段与超现实主义具有相同的反应。)
但超现实主义的超越自身还导致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相对扩张。它在隐喻的、形式化的物之中，在表征的内容与“所指”之中发挥作用。今天，当功能主义将孤立的物逐渐发展为体系的时候(如同卡夫卡及其他作品中的超合理性[hyper-rationality])，当包豪斯的工艺功能主义超越了控制论以及数学对环境的设计的时候，超现实主义只能作为一个神话而存在。在这一时刻，我们超越了物及其功能。在当下关系的体系以及信息的体系中，超越性的主体对应于某个超越性的客体。超现实主义者试图融合的游戏，在客体与主体之间，在功能与欲望之间(它们在现实中都是被分割的，在超现实之中仍旧显现着它们连接的不可能性)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那种功能主义的逻各斯与那些围绕着它的非整体的、片断的象征性逻辑(导致的不过是一种幻想般的非逻辑的表征)之间微妙的混淆在控制论的秩序中被消解了。并没有给达达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留下批判的、压抑一超越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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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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