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一指称的原则正在被打破。最终我们已经发现(在符号学意义上)这一原则是任意的，不仅是一种人为构造的方法，同时还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并不存在物的真理，指称不过就是那些涵意中最为美丽的部分。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设计师、城市环境的工程师以及程序员们（如果都追问一些问题的话)每天都面对着客观性的消亡。形式与物的功能(性)在日常生活中变得不可理解、不能辨识、不可考量。今天，究竟什么是物的核心？是它的功能性吗？物的指示性功能(fonction directrice)是什么，物的寄生性功能(fonc-tionsparasites)是什么？谁能说清楚，什么时候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和元心理学不可避免地混淆在一起了呢？一个人能否超越这样一种疑问，即某个特定的“多余的”形式，一个给定的“非合理化的”特征，在无意识中，在一些更为微妙的平衡之中，都无法找到自身的对应，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一个功能的合法性①？在这一体系化的逻辑之中(因为功能性不过就是一个阐释体系)，每一事物都具有潜在的功能性，实际上并非如此。乌托邦的设想反抗它自身。由此，我们不应惊奇，当事物逐渐失去了它们客观的目的性的时候，它将转变为一种体系，从而在它的再生产过程之中，根据自身的利益将剩余的部分都纳入其中。最终，体系只不过是活跃的功能性的载体，它将一些要素重新分配。它自身就是被“设计”出来的，它的目的就是要让自身成为类似于鸡蛋的循环①。
① 在任何情形下，总有一些东西能够逃脱功能主义的算计：不定性，即任何肯定性的功能依据欲望的逻辑——其中单一的目的性从来没有存在过——都同时包含否定、分解与消解。它甚至超过了功能的复杂性。除非人们能够将诸多矛盾的功能都考虑在内，否则的话，这种不定性就永远不能消解，不能被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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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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