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功能主义的危机。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地与那些进入到无限制的时尚的组合之中的形式相对立—时尚所具有的功能仅仅是它的符号功能。甚至那些被设计所构造的形式也不能逃脱。如果“风格化”(styling)——包豪斯学派认为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资格它的痕迹通过设计从未能真正地去除，并在其简捷之中恢复了它自身的控制，再次出现，那是因为风格化所显现的方法论已经内在地包含在它自己的设计理念之中(即计划、方案)。尽管存在着包豪斯的革命，如果我们的时代仍以一种怀旧的方式恢复了19世纪所有的媚俗艺术，那是因为这些艺术形式早就已经属于它了。在缝纫机上以及地铁站入口处的花样图案都成了一种退让性的妥协，但通过今天的复兴，它已经具有了超现实主义的时尚价值，它是符合逻辑的:超现实主义或多或少不过是成为商业化的媚俗艺术的异类，以此来作为一种艺术性的反抗。今天，“纯粹”的设计拒绝了花样的图案，但它却带有了更深的“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机体的结构成了整个城市的模型。在二者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差异。自然，从这个概念产生以来，不管是作为一种装饰还是一种结构模式，它都是一种社会模式的方案。同时这个结构也总是资本主义的结构。
248
但如果设计沉迷于时尚之中，人们也不能抱怨，因为这是它胜利的标志。这表明了符号政治经济学为它所划定的范围，它首先由设计以及包豪斯学派予以合理化。所有事物
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