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被设计展现出来。在《批评》(1967年11月)中，凡·鲁埃(VanLier)清楚地指出：“这些新形式以及它们的运作……逐渐发展成了体系”，由此功能性并不是有用性，而是“将事物转变为一种具有交互性的信息，让它们成为符号，产生意指关系”，同时他附带地说功能性就像是自明的，“是所有文化以及所有人性的食粮”。一个永恒的人本主义的隐喻：更多的符号存在，更多的消息和信息存在，就会有更多的沟通交流也就会更好。这揭示了符号/价值的产生，以及这种价值基于合理化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无限扩张。人本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发现了其中所包含的人性的进步。它与那些将工业化的兴起从长远看来或多或少能给所有人带来丰裕和幸福的观点类似。这是19世纪在物质生产视域下存在的幻象。在20世纪，它在符号的生产中以更为有力的方式显现了出来。现在在信息的发送、信息的神秘化，以及媒介的背后都隐藏着控制论的唯心主义。
不管怎样，其中都蕴涵着相同的基本错误，即：只有产品或符号的使用价值还被保留着，工业的(符号的)变化只能在无限的使用价值(作为信息的符号)的增值中被说明。物品的挥霍以及符号的挥霍，即消费的最大化以及信息的最大化。在此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变化首先建构了一种价值交换的体系，一种被一般化了的抽象的社会形式，因此决不能充当“所有文化以及所有人性的食粮”。这种内容的唯心主义(生产的或者意指关系的唯心主义)从来没有将形式考虑在内。这种信息的唯心主义忘记了正是符码的霸权隐蔽于信息加速循环的背后。事实上，二者都忘记了政治经济学及其策略性的、政治的社会维度，从而能够从一开始就在一个明确的价值领域中被构建。这一乐观主义可以被视为一个美好的信念，它呈现出了那些设计师所特有的温和气质，他为了其自身微小的部分，通过自身的创造力，努力地增长着信息量。或者它还呈现出了麦克卢汉所特有的预言家气质，正是他高度赞扬了“已经存在的”全球化的沟通与交流在所有的地方，传播的意识形态都成了婢女，一个神话，其中控制论将自身装扮成一种新人道主义。在对类的想象之中，信息的泛滥在某种意义上代替了物品的泛滥(丰盛的神话)。
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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