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时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定位装置。19世纪下半叶，工人和雇主就社会时间、工作时间、休闲的意义和分割，以及它们之间的适当比例进行斗争。将某些具有时间特定性的任务（time-specific task），例如“工作”“休闲”“休息”，指定为不同时间部门，有助于在这些群体中提升对有效时间管理的意识。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术语来说，公民与臣民会进一步在学校、工厂、军队，以及其他“完全的”机构中暴露在时间的规训（time discipline）下。1作为19世纪全球化的一部分，对个体、集体，以及他们那些功能各异的时间的分类，不仅很快被运用于国内相关社会经济群体，而且还得以扩展，以便将各个民族和社会（更准确地说，各个种族）的工作习惯和时间管理技能从整体上一网打尽。在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眼中，非西方人士被集体谴责为懒惰者，不能实施恰当的时间管理。在帝国竞争的世界里，这些污名偶尔会被改革者内化，尤其是在那些还没有沦为被欧洲人统治，但很有向西方优越性屈服的风险的地区。黎凡特的阿拉伯知识分子敦促他们的同代人改善时间管理，为的是让“东方”文明赶上欧洲。19世纪对进步和现代化的关注，就是建立在相似的线性历史的、自然化的、进化的时间观念之上的。并且，与进步同步的要求迫切需要对时间进行现代管理与部署。特别是在非西方世界，机械时钟成为地位的象征，表明其所有者紧随现代时间的步伐。20对变得现代的渴望，让欧洲和北美以外许多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们如此着迷，因而成为另一个进行全球性定位的工具。
与进步相关联的、合理而有效的时间，也遍布19世纪诸国那膨胀的官僚与政府部门之中。对火车与电报、安排表和时刻表的合理时间进行微调，捋顺行政管理，成为渴望在全国范围内打造一套时间的技术官僚网络的民族国家的头等大事之一。但对国家时间系统来说，为了变得合理而有效，它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的时间系统相结合，最初主要是邻国的时间系统，但渐渐地增多到包括远远超出与这个国家直接接壤的时间系统。甚至在推行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时间之时，19世纪的人们就算不能立刻想到世界时间，也会在地区时间内想象这个国家所处的位置。
时间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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