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从语文学和其他领域中挣脱出来，以其现代的形式整合成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科学，诸如考古学和地质学，也同样在探索历史时间。众所周知，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学科首先且最重要的任务是服务于典范化（canonization），以及不断地为民族国家发明历史。1然而，通过将民族与人民的历史绘制在通用的、进化的时代的网格之上，历史时间也有助于创造差异关系，进而把民族的历史置于时间的世界之中。在他对民族主义的著名阐释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强调了一个民族“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这个观念的重要性，这类似于一个“遵循时历规定的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有机体”这个观念，为的是想象民族这个共同体。但安德森没有看到的，或许是：（尚未被阐明的）跨国历史比较最有助益的成就在于，就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形成而言，国内的居民逐渐把自己想象成归属于某个民族与自外而内的塑造是同等重要的。无论是想象的还是物理的边界，都是在它们之外和之内的东西相互交叉贯穿和加以定义的时候制定下来的。民族不仅被想象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而且还被想象成一个由各种社会和其他民族构成的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它们全都被定位在历史时间之中。结果，那些非西方社会要么注定被看作是“没有历史的民族”，要么被贬低为文明和进化发展的早期阶段，注定在19世纪学术分工中成为人类学而非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因此，欧美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民族学家们，否认这些民族具有“同时期性”（“coevalness”），正如约翰内斯·法比安（JohannesFabian）在其关于时间和人类学关系的著作中论辩的那样。8这样一种差异的时间化（temporalization of difference）与不同的时间性（temporalities）在19世纪的全球化发展当中最为关键。时间，或由此而来的时间的缺席，进而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比较不同进化水平、历史发展阶段和定位（positionality）的一种手段。
导言
引文译文参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敬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页，略有改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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