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时间一直都不仅仅是另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被标准化和国际化的对象或习惯，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基本特性—作为人类存在的两个维度之一。通过关于时间的法律是一件事；确保火车和其他交通，以及公共生活的安排遵守这项法律是另一件事。提供精准和稳定的时间更加困难。制定抽象、统一的时间既是对制度，也是对精神的一个漫长而严峻的挑战。改变人们对时间的想象和对时间的理解是另一种剧变。历史学家长期受惠于E.P.汤普森强有力的叙事80。汤普森关于从“任务时间”转移到“时间意识”和一个有时间意识的公众的观点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后来几代人还没有进一步探究他的论点，就将其提升到一个公理性的地位。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的研究和对汤普森的看法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鸿沟。学术研究表明，有必要对汤普森的观点进行修改，但这些对其论点的挑战却被忽视了81。在许多历史学家的看法中，时间的标准化仍然与汤普森的时间学概念有关，这种概念是成型于18世纪的这个过程的一种延续和进一步的抽象。然而，一百多年之后，正如欧洲夏令时的讨论所证明的，即使是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一个与自然节奏分离的、抽象、同质的时间的内化，还远未完成，即使是在受过教育的政府官员和宣传人员之中也是如此。大众的心态远比汤普森和其他许多人所设想的更加抗拒。
在19世纪后期，对工厂和公司工人的工作节奏和时间监管的规制确实加强了。现在，工作和考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和监督，虽然“违规行为”——例如因周日的酗酒导致的周一旷工——并没有完全消失82。一些为公共空间提供时间同步系统的公司，也为私营企业提供了同样的设备，安装在工作场所。私人时间分发服务还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时钟或打卡钟，让雇主可以更严格地监控员工的工作时间和准时上班。在工厂里，“谁来监督这个监工（watchmen）”这个问题，通过利用新的设备监控监工对工作场所的监管，以及他对工人和建筑的监视，获得了部分的解决83。更广泛地说，许多机构促成了时间和其他方面的规训的传播和内化。学校、医院、军营和监狱形成了一种精细分散的规训系统，其目标是19世纪公民的世俗生活和其他习惯。正如米歇尔·福柯所主张的那样，这些和其他“完备而严厉的机构”，将生活以及“它们经常依附的修道院式社群的规律性”加以扩展了。 84
时间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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