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20世纪初英国的时间分布状况和想象一个脱离自然节奏的抽象时间的困难来看，如果时间纪律是一个现实，那么它必须能够在不依赖，或不引起时间意识的情况下萌芽，而这种意识根植于一个广泛存在的精确机械时钟和抽象的、同质的时间之中。回想一下学者的研究，即使是早期的现代社会，也是高度时间导向并受到时间规训的。关于在17、18世纪的时间导向和日本农业的研究表明，时间规训和为时间定价绝不是欧洲工业作坊和工厂劳动的特权，而是早期现代农业劳动的特征。资本主义并不是唯一的，也许甚至不是时间规训的主要来源8。在20世纪早期的欧洲，工人和雇员的时间规训得到了磨炼，钟和手表也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抽象时间——种从自然（对某些人来说，仍然属于上帝）之中脱离的时间，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不可能理解的。
E.P.汤普森所谓在钟和手表的实用性、工厂工作，与时间导向内化之间的联系是有问题的。虽然在19世纪，公共和私人钟表的数量可能已经超过了奢侈品的领域。除了挂在工厂的时钟，它更多地具有的是作为计时器的社会地位象征和现代化和进步之标志的象征意义（这使其受到欢迎并赋予了时间权威性），而并非是力图在工作场所内外传播准确的时间。对钟和手表的需求和兴趣并不一定与工业资本主义挂钩。相反，通过查看私人计时器而不是通过公共时间的展示或发布来获得准确时间，可能是源于对时间的普遍迷恋，或者是源于一些更大的早期现代欧洲城市中的城市生活的复杂性，而不是对时间规训的内化和对时间规范的吸收。或许正是由于时间的这种象征性质，以及其不请自来地架设在人类生活各种方面上的规则，激发了一名年轻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于1894年试图制造了一枚炸弹，炸毁格林尼治天文台，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秘密特工》（The Secret Agent）使其名垂千古87。
第二章 节约社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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