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时间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很少发源于决心征服边缘地区的帝国中心。应该说，在欧洲和北美以外，早期引进制度化的全国时间的部分动机是由科学学会引发的，这进一步强调了此类行动者在传播观念方面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有关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时间和夏令时观念的运动，多发生在追随各个高度地区化模式的一波波浪潮中，而不是发生在欧洲和北美首都的决策过程中。在一国或一块殖民地，引入平均时间的消息首先引起邻近地区当局的注意，最终会促使行政人员采取同样的步骤，也选择平均时间。在英国或德国本图的官员多半都是这些决定的局外人。此类时间统一的地区化解决方案，最初往往忽视了基于格林尼治的以小时为基础的时区概念。经过科学国际主义者（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ts）的努力，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殖民地行政机构都效仿同时期的欧洲国家，引人了平均时间。但除了少数例外，这些平均时间选取的都是首都时间或重要殖民地城市的时间，是与格林尼治的本初子午线没有任何统一关系的平均时间。此外，采纳平均时间较晚，还频繁发生变化，这给时间系统增加了更多的不稳定性和多样性。当有关欧洲平均时间的信息传播至世界其他地区时，时间改革肯定会蔓延开来。但它是作为国家时间，而非通用的同质时间得以传播的。因此，在欧洲和北美以外全国范围内平均时间的引入，证实了欧洲的时间政治事务已经揭示的情况：国家建设与地区化两者一方面具有相互构成的关系，另一方面有着相互关联性。
时间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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