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识、经济，以及政治的中心，这类城市成为现代全球性的孵化器，而这种情形的表现之一即时间的多元化（temporalpluralism）。在流动至非西方世界时，欧美的一些概念与想法往往会经过这些城市、他们的知识界领袖，以及印刷机。正是在这里，当地的思想家翻译并改编了一些想法，使其与他们所属社会中的知识和宗教传统产生共鸣。在其他情况下，西方人的存在，他们的习惯和想法，则引发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出现而遭受侵扰的人士的批评与愤怒。在漫长的19世纪的世界里，亚历山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开普敦、达喀尔（Dakar）、香港、伊斯坦布尔、加尔各答、孟买、敖德萨、上海、丹吉尔（Tangier）、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以及的里雅斯特等等，都能算作这类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全球化披上了非常本土化的伪装。
像贝鲁特这样的一座城市的居民并未经历主要由殖民国家或本土国家及其扈从操纵的时间变更。正如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那样，在黎凡特地区，引入地区范围内的平均时间来得较晚，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勉为其难地得以运用。在这里，国家是时间不确定性的肇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时间和“有关时间的讨论”的全球性关注在当地缺席。与欧美人将“东方”视为慵懒懈怠、时间停滞之地的认识相反，在这些年里，贝鲁特人生动地以多种方式表达各种时间—公共时间、私人时间、宗教时间、时钟时间，以及历法时间。在全球性城市那多元时间并存的环境当中，非西方社会证明了，关于时间问题，它们没有欧美观察家描绘的那般健忘。
第五章 对时间管理进行比较
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译者注
\*丹吉尔，席洛研北部一港口城市。——译者注
\*\*\*塞萨洛尼基，希腊北部一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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