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斯曼帝国晚期的黎凡特地区，对时间管理和利用的专注反映出英国人和欧洲人对不“浪费”日光，把可用的潜在时间交给有益活动的着迷。在整个中东地区，一个愈发相互关联的世界会被视为带有威胁性的特征。自19世纪中叶数十年来，当地的评论家沮丧地看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压力面前努力改革自身。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记者和知识分子发现，时间是他们自己的，也是欧美生活的一个关键特征。在阿拉伯作者的笔下，时间管理与一场针对浪费时间的圣战，变成东方、阿拉伯，以及伊斯兰文明自强的手段。但是，在论述时间管理诸概念的过程中，阿拉伯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时间。各种观念的流通和时间的全球化催生出一个进行了“民族”解读的、文明化的阿拉伯与伊斯兰的时间。
各种当地情况促成了对多元化时间的领悟。对19世纪全球性城市的居民来说，体验并表达多元时间可谓自然而然。与住在欧洲的全球性城市里的居民相比，该地区许多期刊的作者和读者更轻而易举地习惯于比较时间—如何计算时间，如何转换时间，如何称呼时间，以及如何明智地利用时间。为了这些比较，当时的阿拉伯人不仅依赖于生机勃勃的年历和日历出版业，各式能够把可比性形象化的计时设备，而且还以独特的方式触及了时间的不可通约性。当提到想象多个时间体系中的一个时，彼时的阿拉伯人不仅没有欧美人声称的那般健忘，而且实际上他们反倒比许多欧洲人还更擅长构想时间的多样性。
时间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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