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道上，聆听那美妙的声音。”“
一旦学生到校，叙利亚新教学院的塔钟就马上服务于校园内部。在19世纪70年代初，当第一批建筑正在施工时，学院未来的校长，霍华德·布利斯（HowardBliss）却担心起来，“我不知道我们要如何在学院保有准确的时间。我们的老钟时快时慢，没有个准。钟楼的时钟也不可指望……而在教职工和学生需要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在这座新建筑中运用军队式的铁一般的纪律。”1²学院大厅的时钟从李氏天文台（Lee Observatory）的天文学家那里接收到了时间，该天文台作为叙利亚新教学院的组成部分于1873年开业。李氏天文台还为贝鲁特市提供报时球服务。正如在这个时代全球的许多港口城市那样，“为了给贝鲁特居民与旅行而来的领航员提供准确的时间”，报时球在当地时间每天早上7点55分升起，早上8点落下。李氏天文台的前负责人后来讲述道，在诸如布鲁曼马纳（Broummana）这样的地方，住在附近山区的人们会购买小型望远镜看着报时球落下。据说，迟至20世纪30年代，在贝鲁特主清真寺（al-‘Umari）里头，负责穆斯林祷告计时的计时员在计算宣布祷告时间的问题上还会依靠钟塔。
贝鲁特最新的报时建筑并非属于任何宗教派别，而属于奥斯曼政府。在一场包含多种要素的改革计划的实施当中，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tⅡ）设法把奥斯曼帝国以及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中心描绘成边缘省份的慈爱保护者，同时又是其现代化的推进者。4如同建筑方面的表现一样，庆典与仪式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姿态的表达。当苏丹批准在帝国的几个省会城市建造钟楼时，这无疑贴上了将中心的时间现代性(temporal modernity）授予各个行省的标签。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城市都竖立起钟楼，有些大大早于贝鲁特，其他则是围绕阿卜杜勒·哈米德登上苏丹之位25周年纪念而兴起的建筑狂潮的一部分。但是，在贝鲁特新钟楼的例子里，是贝鲁特行省议会的本地倡议与帝国政策的汇合促成了这个建设项目。151897年，贝鲁特行省的奥斯曼总督，代表当地人的利益致函苏丹。他从列举该城内几个已经建成了“配备了钟的钟塔”的“外国机构”开始谈起，说“它们都有一个西洋时钟。因为没有公共时钟显示强制性的穆斯林（祷告）时间，穆斯林，就连官员和（其他）公务员都不得不遗憾地适应外国时钟的时间”。因此，“急需”一个公共时钟，以确定穆斯林的宗教时间。 16
时间的全球史
串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42一1918），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兼哈里发，在位时间是1876年至1909年，也写作Abdul HamidII。——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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