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和美国人广泛地出现在晚期奥斯曼帝国的黎凡特，这便让当地的记者和知识分子慌乱不已，尤其是因为与此同时，欧洲人正式殖民整个大陆的前景近在咫尺。阿拉伯与伊斯兰教的思想家极度焦虑，他们致力于他们所理解的“东方”的自强和自我提升的使命。这个运动的一部分，就是要朝他们的阿拉伯同胞灌输更加有效的时间管理方案。将欧美使用和花费社会时间的方法与他们自己所属的社会中的普遍习惯进行比较，这暗示着，如果阿拉伯人要想挺身而起抵抗外来势力的影响，抵抗可能到来的殖民统治，他们需要做得更好。作为补救，知识分子和记者提倡，把欧美更为古老的“时间就是金钱”等观念与伊斯兰和前伊斯兰时期更为老练的“时间即命运”的哲学相融合。地方改革者们选择在欣欣向荣的阿拉伯语出版物上发表文章，以之作为他们交流自己观点的主要媒介，其中偶尔也包括有关电报、时钟，以及时间系统的诗篇。31
并非每个人都认可现代科技和它全心投入打造的各种时间系统。20世纪伊始，伊斯兰教法律专家和饱学之士参与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它关乎用电报来报道新月的出现是否符合伊斯兰法，以及是否允许以这样一种电报性的信息来并宣布斋月（Ramadan）的开始和结束。这些争议最终提出了一个问题：鉴于穆斯林居住在世界各地，伊斯兰的历法时间究竞有多强的通用性？在一个靠印刷物和电报联系的世界当中，从东南亚到北非的穆斯林，突然注意到，在决定伊斯兰太阴历（Islamic lunar calendar）的种种计时惯例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就像同时代的欧美人一样，伊斯兰教法律学者通过对经文进行解释，来为统一历法的确定提供证据，并最终提出了一个通用的伊斯兰教历法的概念。
历法改革是一个在西方和非西方世界中得到同样广泛讨论的问题。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欧美科学家、天文学家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时钟时间。一直为人忽视的是，其实他们的兴趣很快也转向了历法。改革者、立法者，以及行政人员所理解的“时间”，包括的不仅是时钟时间和采纳平均时间，还有历法。在重组德国时钟时间的尝试过程中，不可胜数的历法改革者，带着他们力图进一步统一历法时间的愿望，加入了赫尔穆特·冯·毛奇的行列—这其中包括切萨雷·通迪尼·德·夸伦吉（Cesare Tondini de Quarenghi），一位罗马天主教圣保罗教士会的会士（Barnabite），他曾在19世纪90年代游历了博洛尼亚（Bologna）、巴黎和圣彼得堡，致力于让东正教国家采纳格里高利历；乔治·伊斯特曼（GeorgeEastman），柯达公司的创始人兼所有者，他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提倡采用一份有13个月的历法；还有艾哈迈德·沙基尔（AhmadShakir），一位开罗的《古兰经》学者、法理学家，他于1939年提出了一套通用的伊斯兰历法。32
时间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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