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计时器变得越来越流行和丰富，另一种计时器与钟表一道得到广泛传播。讨论时间的不同方面，首先并且主要是在比较的框架之内进行的。在阿拉伯兴盛的媒体行业撰文的作者，他们不断把自己和他们的时间管理同欧洲人进行比较，目的是估量阿拉伯人的总体情况如何，以及要使东方人想避开欧洲殖民主义需要改变些什么。另一方面，欧洲人和美国人不禁注意到，在他们眼中的规律而统一的计时方式与当地社会的各种实践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从更广泛的层面讲，进化论思想，无论是达尔文的，还是其更侧重社会层面的斯宾塞式变体，都为各方就不同文明的发展阶段进行比较提供了思维模板。对19世纪的世界来说，比较是一种将自己放置在那个世界之中，并且与其他社会相互联系的重要的认识工具。这对全球意识的形成而言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智识操作。
比较性思维最清晰的视觉表现是一种通常不会被算作计时器的工具。在东地中海世界，由于价格低廉，这些时间标记物的影响力轻易就证明了其要比钟表更富影响力。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在贝鲁特和东地中海地区发售的年历和日历日益受到追捧。拥有众多宗教派别的贝鲁特是一个历法多元化（calendar pluralism）走向极端的城市。日常生活中至少存在着四种历法：经过革新的格里高利历法；东方各教会使用的未经革新的儒略历（Julian calendar）；伊斯兰农历（Hijri calendar）；以及奥斯曼的“鲁米”（“Rumi”）或有时所谓的“财务”（Maliyye）历法。后者使用伊斯兰农历的纪年法，但同时采用儒略历的月历，每年始于3月1日。奥斯曼历法是最重要的行政依据，不过它也被用于大量的官方公告。所有这些被使用的历法都有自己的节假日。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印刷出版机构不仅推出相关的书籍、期刊，以及报纸，还有旨在帮助人们在黎凡特地区和埃及的多元化历法中找到方向的各种日历和年历。从19世纪80年代起，作为一项金科玉律，贝鲁特和开罗的每家印刷出版机构和主要报纸似乎都出版过年历或日历，而且还发行过许多独立的、专门的相关出版物（比如农业日历）。
时间的全球史
斯宾塞式的变体，即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等人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认为社会领域里同样适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这种观点随后沦为殖民扩张的重要理论依据。——译者注
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