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发时代”·，比如从公元8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的巴格达阿巴斯(Abbasid）哈里发时期，它常常被看作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按迪亚卜的说法，在那个时代，“阿拉伯民族”“努力完善自身”，并取得了进步。 78
当蒙古入侵和洗劫巴格达终结了这个富有生产力、充满自豪感的黄金时代，各种国际事件“戏耍了他们[指这些事件的同时代见证者]”，这正是一个被命运推着走，而非塑造自己命运的例子。独立以后，阿拉伯民族就步入了歧途，走向衰落。阿拉伯人学会了忍受屈辱，并习惯于此。“我们的阿拉伯民族，”迪亚卜非常痛心地说道，“在我们的时代落后于人，得以闻名的仅仅是懒散和惰性，而其他一度衰败的民族都警惕起来，再次站起来，并重新获得了他们失去的东西。”迪亚卜强调文明的演化是通过经历不同阶段得以完成的，这便解释了达尔文主义者和斯宾塞的进化社会学（evolutionary sociology）“的结合，为何能对当时的阿拉伯读者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如果社会进步遵循特定的规律，那么，这些规律就可以在个人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层面上进行研究和引导。如果遵循这些规律，作为一种社会进程的演化就能成为力量的源泉和自我改造的工具。 79
迪亚卜的文竞包含一个理解“复兴”与“时间就是金钱”的动机之间的关系的关键短语。迪亚卜坚持认为，在一个强大而成功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为奠基于个人财富的民族的繁荣昌盛”而努力。无论是享用了健康早餐的英国工人的生产力，还是懂得时间管理和根据任务分配时间的整个社会的勤勉，个体努力的加总成就了拥有勤奋人民的民族。作为整体的这样一个民族，或许能够抵挡哪怕是欧美帝国在东地中海的野心构成的挑战。个体的努力有益于民族这个观念，在复兴派的文本中是一种得到广泛运用的措辞。当叙利亚新教学院给一位当地制表匠颁奖时，这个措辞甚至被写进了获奖者的证书当中。
第五章 对时间管理进行比较
哈里发（Caliphatc），意为“代理人”、“代治者”或“继承者”，伊斯兰教的教职，同时也作为伊斯兰教国家的首脑的称呼，在政教合一时指统一的国家元首兼宗教领袖。——译者注
\*进化社会学，即社会达尔文主义。—译者注
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