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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激进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抵达高峰之后就渐渐消退了。二战后，两个不那么富有影响力的国家（先是秘鲁，然后是巴拿马），试图将历法再次置于联合国的议程中。1953年，印度更进一步，要求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ECOSOC）即将召开的会议期间就历法改革问题进行讨论，这显然是受到了其国内将众多历法同质化的种种努力的驱动。当这个问题终于在1955年被列入了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议程时，有人建议推迟讨论，因为各国政府的反应都是不温不火的，特别是美国，她以宗教关切表达了强烈的反对。1956年，国际联盟得出结论，由于会对宗教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不受欢迎的影响，任何此类改革议案想获得普遍接受几乎是不可能的。出席理事会会议的代表们投票表决，无限期推迟对该问题的进一步讨论。81
由于这些修正方案是以格里高利历法传统为基础的，历法改革的吸引力一直十分有限。在19、20世纪之交过后，非西方社会确实短暂地见证了对各种历法的高涨兴趣，部分倾向于格里高利历法，部分倾向各种本土历法，还有部分人对改革版“世界历法”兴致盎然，哪怕只是想表达反对意见。穆斯林学者们讨论确定斋月时间的问题。印度教教徒和印度的帕西人在考虑改革他们的历法。8一位自称约瑟夫·珀杰·夏（Joseph PohjeyHsue）的男子，从中国天津的法租界向国际联盟投书，介绍了他设计的一种所谓永恒历法（eternal calendar），它在结构上与科茨沃斯的13个月方案或多或少是相同的。这位上海一家报纸的经理将100份有关历法改革的中文传单邮寄给了科茨沃斯，供后者分发。在中国，北京的儒学协会(Confucian Association of Beijing）于1918年向参议院呈交了一份议案，议案的内容是“为了世界各国的和谐”而建立一个全球政府。这个新的世界秩序需要一份通用的历法，它将以新政府的开创来标记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83
时间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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