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欧洲国际主义精神的萎缩也促成了历法改革的失败。在一战前的10年和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初，与一种全球心态相结合的国际主义，激发出对历法改革的极大热情。而当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相继兴起，1939年到1945年间规模和惨烈程度空前的战争肆虐全世界时，这种热情便蒸发殆尽。二战后，冷战很快出现在地平线上。借用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942年写下的告别19世纪的话来说，国际主义和自觉的全球性已经是“昨日的世界”。87
单单靠经济方面的论证和资本主义利益，无法把历法改革带入一个19世纪的全球心态已经不再激励人心的新时代。当历法改革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消退，又于20世纪50年代再次出现时，商业团体和各国政府对历法时间可以比较的、同质性的时间单位的兴趣并未消失。在战后，对可以比较的统计资料，以及总体上对“经济”事物的可通约的定量化需求可以说是有所增加了。8到现在为止，国民收入核算，以及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活动可以进行衡量的观念，在很多国家都是一项颇为常见的操作。对可以比较的数字的兴趣源自新政时期确定经济表现与危机时期生活成本的一种努力，随后它又在战争期间服务于同战争有关的规划，以及此后欧洲经济的重建。在欧洲，当战争还在持续时，欧洲关于经济和社会增长的数据和后来被称为“生活水平”的数据，就已经在对福利国家的构想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在新近成立的联合国，对来自如今被称作“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系统性的汇编已经成了当务之急。然而，尽管改进月度和季度账户有着持续的，甚至是不断增长的效用，重新安排历法不再是一个严肃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以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特征进行了调整，而这些特征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促进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传播：现在，很多企业，甚至政府都会出于会计目的而使用区别于历法年（calendaryear）的财务年（fiscalyear）。使用共存的时间多样而平行的秩序被证明是一条解决之道，它提供了经过重新安排的历法带来的在经济利益上的部分好处，同时还避免了围绕受人珍视的宗教与文化的时间标记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对历法改革而言，相较时钟时间的改革，同质化时间的经济特质在改革进程中占据着更核心的地位。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组织形式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多样性都不应被低估。
第七章 给所有人的一份历法
浦那（Poona），印度西部城市，位于孟买东南部140千米，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第二大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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