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连对规模的仔细分析，对不均衡性、对本土与遥远地域在思想和实践上的偶然出现的混合（hybridizations）的关注，都不能影响或削弱欧洲在19世纪的世界占据的支配地位。19世纪的全球化，另外还有时间的全球化，以欧洲的统治地位为基础，这继而又影响到欧洲的思想、科学，以及技术的特定要素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吸引力。非西方社会牢牢受到此类霸权的奴役。时间改革的全球史，并不是一段抵制占据统治地位的欧洲的时间观念的历史，甚至根本不是一段混合的历史（虽然的确出现了混合的现象，特别是在像贝鲁特这样的全球性城市）。它是一则故事，涉及对相互关联的世界的感知和理解如何引发了全球时间改革的政治，涉及时间是如何充当智识的、制度的工具的，从而人们可以想象世界既是全球的，又是相互关联的。在这个过程中，对相互关联性的后果和意义给出的对比鲜明的解释让统一时间的某些原则的应用比一般公认的要慢得多，也不均衡得多。不均衡性持续存在于非西方世界，同样也存在于欧洲本身。
时间的全球史
“长时段”（longucdurée）理论，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一1985）提出的理论主张。布罗代尔将时间划分为三类：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以及个人时间，它们分别对应长时段、中时段，以及短时段，而较之瞬息万变的短时段历史的研究，布罗代尔看重的是长时段的历史，认为它是“结构历史”。—译者注
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