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正在一体化的世界的各种关联转化为服务于各民族、各民族国家，以及各文明的利益的种种努力，是一种常态，而非例外。统一的时区和平均时间为何进展如此缓慢，直到20世纪中叶数十年仍有很多部分不完整，原因可谓多种多样，而想象抽象时间的复杂性则为此增加了难度。然而，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欧洲以内及以外，采纳平均时间背后有着国家化和区域化的因素。做出何种决定基于区域整合，往往还包括了与邻国的关系。但是，时间的国家化还是导致在20世纪中叶之前越来越多的国家统一平均时间的不断增加，而大部分时区的设置都与格林尼治的零度子午线有着均匀的距离。这是一个附加的、计划之外的进程。服务于阿拉伯和伊斯兰自强运动的有效时间管理的工具化，也产生了类似的意外结果。当中东和亚洲的一些社会策略性地接纳了他们所理解的“西方”现代性的特定面向时，他们以民族的或文明的名义行事。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类自强与复兴的策略助长了欧美价值观的普及，进而促进了价值和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的不断趋同，这就像各国的国家时间逐步增多，形成了近乎通用的、统一的时区网络。
时间的国家化和区域化也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某种类型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结果。在国际会议和代表大会上以各种形式进行交流的知识和信息，大部分都与国家有关，或者说，至少可以被阐释为国家话语，并能服务于国家。19世纪的诸国都发现，人口和领土是能够量化、可以衡量的资产与负债。因此，生成数字知识以估算和控制人口成了当务之急。许多学科和其他通过期刊、学会，以及大会等形式参与知识国际交流的专家群体，他们交换得来的，正是各国政府渴望获取的那类信息。统一的时间，虽然有着比铁路经营者和管理人员所阐释的更多层次的价值，但这并没有带来什么不同。知识与实践的流通被无缝地部署起来，以推进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进程。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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