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视角来看，全球化和相互关联性意味着“民族国家时代的终结”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历史上，欧洲的民族国家似乎已经相当成功地研读了跨境流动和跨境联系的离心推力和拉力。“是帝国——准确说来（至少最初）是欧亚大陆上古老的多民族陆上帝国—没能得到幸存，并以各种形式土崩瓦解。帝国无法聚集资源，而民族国家却有动员它们来驾驭全球化的力量。而且，以国家的名义利用知识和思想，并赋予其国家功能这一方式，对帝国来说效果不佳。1900年左右，提倡把时间管理用作“民族”自强的工具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们，在奥斯曼帝国统治诸个阿拉伯省份的框架下仍然这般行事。但是，对通过这种方式增强的对“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文明”的信念，是叙利亚和穆斯林身份认同的预兆，它很快就会以各种方式同占有该地区的奥斯曼势力（因此即非阿拉伯势力）发生冲突，最终造成了帝国的解体，尽管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一度争取利用泛伊斯兰主义的力量来支撑起帝国。12虽然各个帝国在慢慢瓦解，可另一方面，由于地处一个更大的地区的入口或中心的位置，许多城市在智识和经济方面仍然非常活跃。与此同时，随着新的贸易争相从老牌贸易城市迁出，而某些自强运动的实验和西化主张对更为保守的人士来说太过大胆，整合进思想和经济交换的全球网络，可谓加剧了这些城市与内陆腹地之间的分裂。于是，另一个强调关注不同政治实体的规模和差异的论点提出，对民族国家、殖民地、帝国、城市，以及国际组织来说，与流动和关联的网络的接触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从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的视角出发来思考时间改革感受肯定会不一样，因为这些视角对改革主义思想和实践有着不同的阐发和运用。更重要的是，这类不同的阐发和运用反过来又为更进一步地扩大这些政治实体之间的差异创造了条件。
时间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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