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改革大约是在1908年到1913年间达到了顶峰。各个商会都起草了关于历法改革的决议书，并努力争取让各国政府加入。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委员会讨论了正式用欧洲时间取代“阿拉伯”或“土耳其的”时间。朱卜兰·马舒赫，《当下之声》的记者，写到了他“假扮欧洲人”的经历，以及他随后观察到的黎凡特都市社会中的景观，即富有的、人脉广的阶层是如何浪费时间的。法国在其本土和整个帝国都采纳了格林尼治时间，同时举行了两次有关电报时间信号分发的国际会议。一家国际计时局在巴黎设立。一位谢赫在麦加布道，说时间的意义如同命运。伊拉克著名诗人马鲁夫·鲁萨菲，在一首关于时钟，以及更多相关主题的诗中，让阿拉伯一伊斯兰教对时间之流逝的沉迷得以不朽。
英国国会议员罗伯特·皮尔斯把关于历法改革和夏令时的议案带到了议会。英国政府指定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夏令时。瑞士议会和各种德国机构在考虑复活节日期的稳定化问题，并与比利时外交官一道，争取让梵蒂冈参与历法改革。伊斯兰教法律学者对确定伊斯兰阴历月开端的各种不同的做法愈发忧心忡忡；关于在报告目击新月的问题上使用电报的一场争议，激发出一种完整的法律思想类型，以及关于在确定宗教仪式的时间时运用技术的文章。夏令时协会在英美世界层出不穷。泛美联盟科学代表大会（The Scientific Congress of the Pan-American Union）鼓励在西南半球也采纳时区。德属殖民地官员开始关心起标准时间在其属地的运用情况。印度教教徒和帕西人则在思考他们自己的历法改革。这份清单可以继续往下列。
全球史的和国际史提供了一种优势，也即把看似独特的欧美的（或者就此而言，南亚的或阿拉伯一伊斯兰教的）故事与世界其他地区类似的发展相提并论。在这样的视角下，双方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当罗伯特·皮尔斯和同时代的英国人烦恼于日光和本该用于有益活动的时间遭到“浪费”时，黎凡特地区和埃及的阿拉伯改革者们则告诫东方同胞要明智地使用时间、管理时间，以便更有效地获取知识和技能。而艾哈迈德·沙基尔有关统一的伊斯兰教历法的提议，必须与各个商会、国际联盟，以及许许多多参与到这场运动的个体改革活动家讨论的有关统一的世界历法的提议进行对话。思想的调解人和传播者常常与印刷和通信被拥绑在一起，形成知识分子的集群，它们完完全全无视诸如国家的、民族的、国际性的、区域的，以及当地规模的各类政治单元。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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