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是政府自身态度的结果。已经处于准备阶段的国家政府，对国际活动家的不信任是显而易见的。引入一个用于铁路和电报之外的全国性的统一时间，并在科学家和外交官的国际聚会的授意下这样做，德国行政官员对此非常警惕。在1884年的学会上，“全方位”的计时改革，与应用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全国性平均时间，对德国官员来说，显得“几乎没有实用性”2。当时，有各种意见反对参加这场会议，因为它含糊不清，效用不明。但很快，犬儒主义盛行。德国派遣了两名代表出席1884年本初子午线大会，都是外交人员。德国外交部在向其代表介绍情况时，指示外交官明确避免支持在公民生活中强制采用特定时间的决定。任何这类决议都必须由各国当局在国际授权之前自行发起。会议期间，柏林的德国官员反复相互保证，一旦决议通过，也不会有约束力，因此也无所谓。
在关于德国国家时间改革的讨论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将在30年之后显现出来。在19世纪90年代采用全国范围平均时间和时区之际，平均时间与太阳时之间的关系，并推及标准时间与日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已经经过反复考量的因素。与此相关的，是对时间和时区这种嫁接在日夜交替、天光黑暗更迭的自然节奏之上的抽象概念的想象力的缺乏。当时的人们很难想象一个生活节奏不再被太阳决定的世界。这使得许多参与到时间统一行动的行政管理人员和观察家考虑采取措施来应对平均时间的切换，使平均时间能够像太阳时间一样自然。一些评论家相信，只要采取了任何使太阳时间和平均时间之间出现差异的行动，自然就需要这样一些应对措施。例如，官员们讨论是否有必要修改工作法，以反映全国平均时间的转变，并保持不同地区的工作时间和日光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个转变只有15到20分钟的差别。
时间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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