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好时坏的时间信号和同步问题，在1908年的一次关于计时器撒谎的争论之中达到顶峰。在这一年的冬季，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名读者对公共时间的阵发性问题表现出了一种愤怒和轻蔑的情绪。在“撒谎时钟”的标题下，英国科学协会的副主席和创始成员约翰·科伯恩爵士（SirJohnCockbum），对他所认为的政府在公共秩序方面的渎职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在写给编辑的信中说道：“个人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受到欢迎，但在钟表领域却并不存在。”他要求说，不精确的公共时钟应该被法律禁止，并要通过拆除那“引起麻烦的表盘”加以惩罚。“一个撒谎的计时器是令人厌恶的，并不应该被容忍””。《泰晤士报》第二天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应了科伯恩的信，并承认英国的时间处于一种可悲的状态。但这篇文章并非不认为公民私人因为展示略有些不准确的时间而该受惩罚，而是主张让市政当局参与进来。《泰晤士报》回应道：“的确，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确定真正的时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铁路本应保持准确的时间，但车站的时钟并不是非常精确的，而且即使这些时钟经常被校正，它们也很容易在火车通过的冲击下变得不真实。”《泰晤士报》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伦敦仍然缺少一个可用的电力时钟协调系统74。
科伯恩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以及报纸的回应，引发了一系列写给编辑的信件文章，这些信抒发了对城市的准确时间的状况感到的普遍愤慨。钟表匠们急于捍卫自己的职业声誉，声称如果时钟不一样的话，要同步两个时钟的机制是多么复杂。标准时间公司则声明，与公众的看法正相反，它不负责维护伦敦的时钟，从而摆脱了对故障时钟的任何责任。E.J.D.纽维特（E.J.D.Newitt）——该公司的秘书——还指责政府对其公司同步时间事务的冷漠和缺乏支持。“与巴黎、柏林和其他欧洲大陆的首都不同，伦敦没有官方认可的标准时钟。”相反，“在现在的情况下，每人的时间都是他自己的。”一位名为H.贝尔图（H.Berthoud）的可能是个法国人的读者，从相对比较欧洲的角度来看，认为伦敦是特别糟糕的。“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分布在大都市的主要街道上的大型电子钟系统，就像我们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在法国首都巴黎的林荫大道和主要街道上，我们都看到了它们，在布鲁塞尔也一样，我相信，在维也纳和柏林也是如此。为什么伦敦不能同样如此？”75
第二章 节约社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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