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纪律权力的主要“运用区域”，各种教室的情境特征明显存在广泛的差异。但在较为严格的教室空间安排形式中，对身体的定位、运动和姿态的规定一般都有紧密的组织安排。在一节课中，师生之间的空间定位迥异于其他绝大多数面对面交往情境。事实上，如果出现了后面那种情境，一般也就标志着教师不再能够控制局面了。戈夫曼所关注的身体姿态和活动看似细枝末节，但在此再次表明绝非无关紧要。
教室和学校一样是一个“权力容器”，但不仅仅是竭力制造“驯顺的身体”的“权力容器”。我已经强调，可以把共同在场的情境描述为一些场景，在使权威发挥影响力的过程中，正是那些权威形象反思性地激活了这些场景。尽管通过监控完成的纪律是一种生成权力的强有力的手段，但它仍然需要依靠那些作为纪律“主体/臣属”(subjects)①的人多少表现出持续性的顺从。每个老师都清楚，要使学生能够如此顺从，本身就是一个脆弱的、偶然的成果。教室的纪律情境不仅仅是学校课堂活动的“背景”，它是在控制的辩证关系中被动员形成的。一堂教学课就是一次必须被反思性地管理的面对面交往，和其他任何面对面交往一样。
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这段由波拉德(Pollard）描述和讨论的互动片断：
上午九点打铃。接着，班级里大概一半人进了教室，绝大多数坐在那儿看书。老师一脸轻松地进来：“早—呵，好，把书拿出来。”老师坐在讲台前，整理她的东西，掏出点名册。此时，剩下的大多数孩子也已经进了教室。晚进来的学生聊着天，相互交换一些球星卡，偶尔瞄一眼老师。
教师：好，我们来点一下名，那，赶紧的，坐下，你们这帮球迷我想曼联又输了。
曼联的拥趸们：嗯，是输了，可他们还是比利物浦棒。
第三章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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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论述和本章其他许多地方一样，都潜在地针对福柯的理论。福柯指出，“纪律”作为一种权力运作的方式，正是通过将一个人塑造成为一个“主体”（subject)而实现的，因此他始终强调，在纪律权力中，一个人在成为“主体”的同时，也成为权力的支配对象，即“臣属”(subject)。福柯明确地指出了“subject”一词的这两个含义。—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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