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整个宇宙的形式秩序能够被化减为同一地方两个彼此交错的坐标构成的示意图。不过，古代恰恰如此：沿着南北轴线（cardo）漫步的罗马人知道他的步履所循正是太阳旋转的轴心，而如果他沿东西轴线（decumanus）走的话，就和太阳每天的历程相合了。他从自己所属的市政制度中，可以得出整个宇宙及其意义——所以他置身其间，自在如家。[35]
我们可以说，在这样的城市里，尚不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商品化。 [36]时间作为劳动时间进行的买卖肯定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突出的特征。对每一天都要进行精确的时间管控，这种现象也许可以在修道院的钟声那里找到它的源头，但正是在劳动领域中，这种现象的影响才生根发芽，扩展到整个社会。时间的商品化启动了工业生产的机制，瓦解了阶级分化社会中特有的城乡分化。现代工业伴随着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展，但前者的运作却并不一定局限在某种特定类型的地区中。而另一方面，传统城市一方面是阶级分化社会中纪律权力的焦点，同时也由于这种情况，往往和乡村相分离，最常见的就是通过城墙，以物质或符号的方式确定这种分离。伴随着时间的转型，空间的商品化也建立了一种特征鲜明的“人造环境”，表现出现代社会中一些新的制度关联方式。这些新形式的制度秩序变更了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条件，并因此改变了时间和空间上邻近与遥远之间关联的性质。
附论：福柯论时间安排和空间安排
福柯对纪律权力起源的各种讨论表明他一直关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问题。根据福柯的观点，纪律权力的焦点是对身体的操纵，而身体根本上被看作可以进行精密调整的机器。与纪律组织相联系的管理形式从18世纪起开始迅猛发展，它不同于农业文明中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如筑路、修建庙宇和公共纪念物等）时对劳动力进行的大众动员，后者往往涉及了大量的人群，但这些人的活动往往只是以十分粗糙的方式协调在一起。而新的纪律形式则对个人身体的运动、姿态和倾向都进行了精确的调整。修道院制度中的纪律是这种纪律主要的历史先导，但新的权力技术与修道院的纪律不同，它使纪律直接和效用联系在一起。福柯指出，对身体的控制是全新的“政治解剖学”的一部分，这种方法增加了身体的产出，同时也增加了它对调适因素的依赖。
第三章 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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