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晚期，工厂内的空间分隔在相当不同的背景下产生了。工厂中的发展趋势，也是将个体分配到明确划定的空间之中，但必须针对机器的协调进行这种分配。因此，空间中的身体安排是和生产的技术要求相对应的。但这种“生产空间的关联”也同样被证明是和纪律权力融汇在一起的。福柯援引了茹伊（Jouy）的奥伯肯夫（Oberkampf）工厂为例。这家工厂由一系列车间组成，它们都是根据生产操作的类型划分的。图桑·巴雷（ToussaintBarré）设计了工厂所有建筑物中最庞大的一座，它分三层，有110米长。第一层是进行木版印刷的车间，有132个工作台，分为两排，纵贯整个车间；每个工作台有两名雇工。工头在中央走廊里来回巡查，以此监督整个劳动过程和每个特定工人的活动。工厂可以根据工人的速度、生产率和与他人的配合，对这些工人进行比较，并且依据严格的分类原则进行拣选归类。这样，就可以使劳动任务的每一组成要素都与身体的分解动作关联起来，并根据后者来概括前者的特征。如此看来，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Taylor）的学说不过是对一个多世纪前就已随着大规模工厂的出现而产生的纪律权力的一种迟来的阐述。①
根据福柯的观点，纪律空间的特征基本上是来自对空间的分配安排，而不是一个组织和一块特定的管辖区域之间的关联。纵横分隔的界线，精心测量并用墙壁隔开的区间，都是这种纪律空间与众不同的特征。重要的不是建筑物的任何特定组成部分，而是建筑物总的关系形式。教室就是这一现象的范例。在18世纪的法国等地，教室/课堂逐渐被划分为彼此之间具有一定间隔的清晰明确的排；在外面，不同的教室则通过一个相互关联的走廊体系分隔开。这些既是课程的划分，也是空间的划分。个体不仅在这些分隔的区域中移动度过一天，而且在此间度过他们的教育生涯。
在组织安排“单人空间”“地点”和“级别”的同时，纪律也创造出复杂的空间，这些空间同时具备建筑的、功能性的和等级制的意味。正是这些空间提供了各种固定的位置，并使流通成为可能：这些空间刻画出人的各个部分，并且确立了它们之间的操作性联系：这些空间还标示出了地点及其价值；它们不仅确保了个体的服从，也建立了一个对时间和姿态进行更优安排的体系。[38]
第三章 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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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泰勒(1856—1915)，提倡“科学管理”，重视劳动过程的时间最短原则和劳动过程的管理控制原则，而这两者均是由管理者来完成的，方法就是程序化与公式化，从而实现最优化。在泰勒的理论中，工作人员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工具。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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