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勾绘的国家将具有一种简单可靠、便于控制的管理方式。它就像那些庞大的机器，用简便的手段就可以产生巨大的效果；这种国家将从它自身的力量中涌现出力量，从自身的繁荣中催生出繁荣。它将驳斥那种粗俗的偏见，后者诱使我们设想：帝国终将受制于难以抗拒的法则，走向衰亡。[44]
在福柯对纪律权力的讨论和韦伯对现代科层制的分析之间，存在明显的类似之处。当然，他们各自的作品有着不同的侧重点。韦伯关注科层制的“核心地带”，即国家及其管理机构。另一方面，福柯的著作则很少直接分析国家的机制，而是进行“症候学的”(symptomatically）考察，即通过分析一些似乎位居边缘的组织形式，比如医院、收容所和监狱，来考察国家。不过，两位学者都强调一种新型管理权力的出现。之所以出现这种管理权力，是想通过精确的规定和协调，对人们的活动进行集中的组织控制。韦伯的作品初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对时间和空间的转变的相关主题进行探讨，因此，本文有必要指出韦伯的观点是如何已经包含了这一主题。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该主题在韦伯那里只是隐含着的，并没有明白表达。首先来看看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性质的分析。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理性的资本主义”和以往的资本主义形式有所不同？首先，“理性的资本主义”具有一种稳定而有规律的特征。以往存在的各类资本主义企业，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断续零星、间歇不稳的。理性的资本主义须在空间上形塑有规律的市场关系；而只有当科层国家形成之后，这种关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科层国家不仅保障了私有产权，而且也保障了其他一些基本制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有规律的纸币交换。
第三章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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