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不妨回到福柯。在这样一个简短的附论中，我并不想评述他的分析中史实的正误，或者探究他的分析所依据的整体观念中存在哪些可以觉察的理论缺陷。我只想就其对纪律权力和时空模态的关系的解释补充一二。且让我先从上段有关韦伯的探讨出发。在福柯的分析中，监狱和收容所就是纪律组织的典型体现。用戈夫曼的概念来说，这些就是“总体性制度/机构”。福柯借用巴尔塔（Baltard)的话，概括它们的特点是“全面严苛的制度”。福柯如此评论道：“监狱无论内外都不存在空白(has neither exterior norgap)；除非它彻底完成了任务，否则，谁也不能打断监狱的运作；它必须没有间歇地作用于个体：这就是一种日益增长的纪律……它几乎对囚犯施加了总体性权力；它在内部具有自身的压迫和惩罚机制：一种暴君一样的纪律。”[46]但在绝大多数时候，工厂、办公室、学校、兵营和其他一些监控与纪律权力发挥作用的场合并非如此。福柯承认这一点，只是没有进一步论述。不过，注意到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在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区域中，“全面严苛的制度”与其说是通则，不如说是例外。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由于监狱和收容所是纪律权力发挥到极致的地方，它们就能比其他不那么包揽一切的组织更明晰地体现这种权力的性质。
第三章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①伦敦城是指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英国商业、金融中心。—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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