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或上学）的路程也许可以和那些监禁组织一样深刻表现现代社会的制度特征。事实上，纪律权力要想大规模地运作，条件是社会生活的不同部分在时空上的区分。绝大多数孩子只是在一天的某些时间以及一年的某些时期才上学。而且，即使在上学的时间内，一般来说也只是在确定的时段里，即“上课”的时间内，我们才可能看到较为严格的纪律形式。毋庸置疑，只有将人们“容纳”在具有专门物理划界的场景中，才能系统地生成纪律权力。但韦伯十分正确地指出，恰恰是当我们将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与纪律发挥作用的方面分开时，管理性纪律才能最有效地运作。这是因为，纪律就要求有规律地应用行为标准，而这种做法和其他生活领域中活动的实施方式并不一样。这里面的原因不仅包括了韦伯所提到的那些因素，而且涉及了纪律的“机器”性质。福柯正是在这方面陷入了困境。关键不仅仅在于如福柯所承认的那样，人类不愿意被作为机器人来对待，因而监狱也是一个充满斗争和反抗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福柯笔下的“身体”并非行动者。即使是最严格的纪律形式，也得假定那些受制于这种纪律的人是“有能力的”人类行动者，所以才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机器只需设计出来就万事大吉了。但是，除非资源被彻底剥夺，否则，有能力的行动者只可能在一天的某些时间里屈从于纪律，通常是用这种屈从作为代价来交换报偿，可以在其他时间里摆脱这种纪律的控制。
在这方面，阅读戈夫曼对“总体性制度/机构”的论述可能要比阅读福柯更有教益。因为戈夫曼特别强调，入狱或者关入收容所很明显不同于人们在其他场景之间的运动，就后者而言，人们只是度过一天里的部分时间。“总体性制度/机构”通过它包揽一切的性质，对置身其中的人们施加了一种总体化的纪律。要面对这些环境作出“调适”，也就意味着、并通常直接导致了一种自我贬损的过程，因此，被羁押者往往在行动自主性的常规要素受到严重限制的同时，还被剥夺了自我认同的标志。可以说，“总体性制度/机构”既体现了现代社会其他情境中存在的监控和纪律的各方面特征，也与这些情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般而言，“总体性制度/机构”会带来戈夫曼所谓的“民事死亡”(civildeath)，即丧失了投票以及参与其他政治活动的权利，丧失了遗赠财产、签署支票、离婚抗辩或者收养孩子的权利。但是，除此之外，被羁押者还完全没有相互独立的活动领域。而对于一般人来说，在一个领域被拒绝的报偿却可以到另一个领域中去寻求。在这一点上，戈夫曼的有关论述十分重要：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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