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我们社会中基本的工作一付酬的结构和总体性制度/机构之间存在着某种不相协调的地方。总体性制度/机构也和我们社会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即家庭不相协调。有时，人们将家庭生活和独居相对而提，但事实上，更为恰当的对比是家庭和群居。对于那些在工作地点和一群工友同吃同睡的人来说，他们几乎不可能维持一块有意义的个人天地。[47]
福柯将刑律、精神病学和医学的调查程序看作体现纪律权力一般性质的范例，在监禁组织中采用这些程序时就尤其如此。但在这方面，“总体性制度/机构”再次与这些制度/机构之外的日常生活路径形成鲜明对比。在这里，戈夫曼所谓“自我的领土”(territories of theself)受到冒犯的方式并不适用于那些在大墙之外生活的人们。在这方面，可以举出“总体性制度/机构”的四项特性：
（1）讯问程序不断逾越被绝大多数人视为有关自我和身体的“信息存储”的合法范围。换言之，有关被羁押者的各种特征以及过去行为的资料都收集在工作人员可以接触的档案卷宗中，尽管无论是被羁押者还是其他人都认为这些资料是有损名誉的，会以遮掩或闪避予以保密。
（2）封闭和暴露之间的原有界限瓦解了，而这些界限通常可以用来保护某种本体性安全感。因此，个人的排泄、保持卫生和修饰仪表的活动都可能不仅得当众进行，而且还要面对他人的严密管制。
（3）被羁押者经常被迫始终不断地和他人发生关系。因此，正像他们没有后台区域来完成如厕活动一样，他们也没有后台区域来维持一些摆脱了其他地方所必需的纪律要求的社会生活。和贝特海姆一样，戈夫曼也注意到，在“总体性制度/机构”中，人类返回到一种孩童般的依赖状态。[48]
（4）各种活动的时间序列化，无论长期、短期，都受到严格的规定和控制。被羁押者不能像工人一样拥有“自由时间”或“他们自己的时间”。而且，那些在外面的世界中通过了一系列考试或经历某种职业生涯的一系列阶段的人，通常也能够将这些序列化的活动和具有不同模式的其他时间单位相互比照。例如，婚姻和生养孩子的时间分配就是和其他生活领域中涉及的那些活动分开进行的。
第三章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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