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庞大的农业社会相比，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在内部的行政管理方面取得了高度的协调统一。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更为久远的例子，去看看公元5世纪时的中国，在河南的某位汉族农民与拓跋氏统治阶层之间，可能会存在怎样的社会纽带。在统治阶层的成员看来，农民位于等级秩序的最底层。但农民的社会关系与拓跋族人的社会世界泾渭分明。农民的接触对象大多限于核心家庭或扩大家庭里的其他成员：许多村庄的所有村民只来自一个家族。田地的分布常常使得家族成员在一天的劳作中很难得碰上亲友之外的人。农民们一年里只有两三次偶尔会去到邻村，或许偶尔也会上当地的市镇去。在邻村或邻镇的集市上，他可能会接触到其他阶层或等级的人，比如艺人、工匠、商贩和官府的基层官吏—他得向这位小吏缴税。他很有可能终其一生也没见过一个拓跋族人。巡视村庄的当地官吏肯定会得到呈送上来的粮食或布帛，但大官们经过附近时，村民们很可能退避开去，避免任何其他接触，因为这有可能招来冒犯朝廷、入监或被强征当兵的后果。
拓跋政权所认可的边界不会与农民的活动范围一致，如果这个农民就在河南某地的话。在整个拓跋氏统治时期，许多农民都一直与生活在边界另一端的南朝政权下的族人保持着联系。即使没有这种关系，他也会把来自边界那端的人看作本族的自家人，而不是异邦的外国人。然而，若是他碰上从拓跋政权西北部来的什么人，会把后者完全当作陌生人，哪怕这位外乡人和他一起在田间劳作。陌生人也许操着一口全然不同的语言(可能属于一种胡语)，穿戴和习惯也大相径庭。农民和这位造访者可能都不会意识到，他们同属于拓跋王朝的“臣民”。
那时候的僧人则又是另一码事。但除了一小部分直接受拓跋贵族供养而效力于官寺的僧人之外，他们与统治阶层仍鲜有交接。他们以寺院为活动场所，那里是他们生活的轴心。但他们的社会关系网则涵括了从中亚一直到华南与朝鲜的广阔地域。寺院容纳了具有各式各样族裔出身和语言背景的人员，他们为了共同的宗教追求而走到了一起。学识使他们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穿越国界四处云游，无须考虑自己名义上是哪国的“臣民”。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不会像唐朝广州的阿拉伯社群那样，被看成中国社会的“外人”。官府在某些方面把那个阿拉伯社群归于自己的管辖权限之内，向它征税，并设立特别的官吏处理有关事务。但该社群同时也被认为属于另一种分立的社会秩序，因此不能与政权范围内的其他群体强求一致。我们来看最后一例：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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