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云南，我们可以发现受北京控制并代表“汉人”政权的官府的政治统治；一块块坝子上散布着村庄与市镇，居住着其他汉人，他们与官府的人打着交道，对这个官府有相当的认同。但在山坡上则居住着其他群体，他们在理论上也是中华帝国的臣民，却尽可能过着自己的生活，保持自已的价值观与制度，甚至有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他们与居住在山谷间的汉民的接触少得不能再少，只限于用柴禾换点盐巴或布料。最后，在山顶上往往还有第三类群体，也有着自已的制度、语言、价值观及宗教。如果愿意，我们尽可把这些人群称作“少数民族”而一笔带过。但我们所考察的时代距今越是渺远，这些表面上的少数民族就越是确实自成一体的社会，有时通过经济纽带和偶尔的互动，松散地与外界产生联系；这样的社会与统治权力之间的联系，很像是战争濒临结束时臣服者与征服者之间的那种关系，此时双方彼此都尽量不相往来。[4]
我们在考察比帝国范围更大的单位时，必须避免极易滑入的族群中心主义陷阱。比如，今天我们在谈论“欧洲”时，总是轻率地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社会政治整体，但这一般是推今及古的思考结果。鉴于在许多历史学家那里，所采用的视角要广于那些关注国家乃至“大陆”的学者所表明的方向，如果真的把跨越亚非欧大陆的各个社会一分为二，在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欧洲（即所谓“西方”）和剩下的所谓“东方”之间截然分界，就没有多少意义可言。具体说来，在罗马帝国前后数百年间，环地中海地区历史上一直是个整体。而诸多中东国家与再向东行进所遇到的印度之间的文化断裂，与它们和那些地处所谓“欧洲”边缘的国家之间的不同相比而言，就更为明显；而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文化断裂就更大了。某位历史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喜马拉雅山脉的影响比兴都库什山脉还要深远”[5]①。各主要“文化区域”(cultureareas)之间的差异往往不比我们一般视为“社会”的各单位之间小多少。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广阔范围内的区域化看成由各个“社会”之间的关系聚合而成。用这种观点来研究由内部集权的民族国家组成的现代世界，还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根据，但不能用它来考察往昔时代。因此，我们出于某些考虑，可以将整个亚非欧地域看成一个整体。自公元前6000年以来的“文明”进程并不只是产生出几个独立的中心；从某些方面来看，它是个以作为整体的亚非欧交界地带为核心，“向外”持续不断扩展的过程。[6]
第四章结构、系统与社会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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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喜马拉雅山脉隔开了印度次大陆与青藏高原，而兴都库什山脉则阻断了由近东、中亚进入中国南疆的道路。—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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