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最后再对福柯和戈夫曼谈一点看法。在这两位学者的著述中，身体的定位过程和纪律控制都是主导话题之一。和福柯一样，戈夫曼也花了大量篇幅分析“癫狂”的性质。他们对监禁组织抱有共同的兴趣，但这又容易使人忽视他们在对癫狂看法上的差异。就对“不健全”和“理性”关系的看法而言，戈夫曼的视角其实是彻底质疑了福柯的相关见解。福柯认为，我们所谓的“癫狂”，或者采用那种已经大获全胜的医学比喻，即“精神疾病”，是在相当晚近的时代才创造出来的产物。癫狂是人类自觉意识和激情中受到压制的阴暗隐蔽的一面。启蒙运动和现代思想对它都无法领会，只能把它看作“非理性的”。在传统文化中，或者至少在欧洲中世纪，愚行（folly/folie）拥有自身的理性，使人们可以直接接触上帝。但自17世纪中叶以来，“癫狂不再处于生者或死者的世界的边缘，不再是一种末世论形象；训练癫狂之眼的黑暗，催生各种不可能的形式的黑暗，已经消失殆尽……”[51]。然而，也许福柯的这种观点所赋予癫狂的那种辉煌，它并不拥有，也从未拥有？他在将癫狂看作理性的另一副面孔的时候，也许恰恰表达了它打算贬斥的那些启蒙运动主张。理解癫狂或者它的现代面目即“精神疾病”的实质的线索，很有可能并不在于幻觉中的肆意放纵，或者对其他世界的神秘幻想，而在于身体和姿态上的那些不得体所具有的远为世俗的特征。真正表现出癫狂的实质的，也许是社会性的残障无能(socialdisability)，而非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进入一块业已失落的非理性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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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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