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社会力量看起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提供给相关行动者能够合乎理性行事的选择机会很少，这里所谓的“合乎理性”，实际上指的是不管什么行为，要使动机与行为的最终后果相对应。也就是说，行动者对自己之所为抱有“恰当的理由”，而对于结构社会学家来说，则更有可能含蓄而不是明确地将这些理由加在那些行动者的头上。由于这些恰当的理由所体现的，是从极其有限的可行备选方案中作出选择，所以，这些行动者的行为会表现得像是由与某种自然力相仿的无情力量所驱使的。有许多社会力量是行动者所“无力抗拒”的(就该词的丰富意涵而言)，就是说，他们对这些力量无可奈何。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隐藏在这些行动者行动之下的动机或目标，这里的“无力”是说他们没有能力做什么事，而不是说一味遵从他们面对的趋势。
我认为，上面论述的主要意涵是：社会科学中不存在某种独特的“结构性说明”这样的实体。所有的说明都至少会间接诉诸行动者有目的和运用理性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与行动者所处社会情境及物质情境的约束性和促动性特征之间的相互关联。这一观点尚须加上两点限定条件，一是有关约束的随历史条件而变的特征，另一点则涉及物化(reification)现象。
- 约束与物化
约束的内涵会随历史条件而变化，人的行动的具体情境性所产生的促动性特征也是如此。所谓变化，不仅取决于活动的物质环境与制度环境，还取决于行动者对这些环境所拥有的认知能力的具体形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认识到这一点，而没有滑入客体主义。而当这种思想陷入客体主义之时，在方法论上就只不过是结构社会学的又一翻版而已，对社会分析中理应认识到的约束的多重意涵缺乏敏感。为什么会缺乏敏感?我想答案很清楚。有些社会思潮认定，社会科学的目标就在于揭示与自然科学法则地位相同的社会活动法则，上面所说的缺乏敏感就总和这些思潮牵扯在一起。寻找“结构性约束”的源泉，多少等于说是寻找限制自由行动范围的受法则支配的条件。许多论者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社会学”确立了自己作为一门独特事业的角色，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然而，根据此处包含的观点，它也导致某种形式的物化话语，与人类行动者的真实特征并不符合。
第四章结构、系统与社会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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