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的形成引发了次生矛盾，同时也改变了“历史”的范围和步伐。国家孕育出跨越可观时空范围的社会关系，至少可以说是大大强化了后者。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产生并巩固集权，把社会活动的许多方面“吸收”进自己的范围，同时也促进了其他一些纽带和相互关联的发展，后者的社会范围与区域范围都超出了国家声称自己享有主权的范围。这种情境下的结构性矛盾牵涉到国家对某一特定地域享有的主权。这种主权既依赖于某些遍及行政管辖范围、包含多种机制的过程，又与这些过程相对抗。后者既包括与其他国家的外部关系，也包括各种跨越国界的商贸组织、宗教团体、知识社群等等组织形式的存在。
次生矛盾是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后者的发展又与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模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形成交织在一起。次生矛盾与以往时代的那些矛盾有着质的区别。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联绝非纯属偶然，这一点我在别处已经有所论述。[35]姑且极简言之，民族国家取代了城市，成为新的权力容器。由于“人造环境”的兴起(其范例即为现代都市生活的“建筑环境”，但不仅限于此)，城乡关系的形态发生了变化，这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对于国家政治上的形成和“经济”上的分化来说，时间与空间性质上的转变都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转变过程将结构性矛盾从生存性矛盾中分离出来，并使前者逐渐取得了压倒后者的主宰地位。简言之，人类的社会组织不再与自然界有任何相对应之处；自然界沦为生产扩张的一种手段。对生存状态的探询与质疑受到压抑，但这种压抑并不彻底，也不可能彻底。实际上，对于由资本主义所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来说，这种压抑还是至关重要的。结构性矛盾之所以具备独特的爆发性潜力，压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6]
第四章结构、系统与社会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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