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里，国家这一“公共”领域孕育了“市民社会”这一“私人”领域，后者又与前者彼此分离，并保持着某种张力。从这种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原生矛盾。我们不能错误地假定，市民社会包括了国家范围之外的一切，从而包含了那些先于国家权力出现、但尚未被纳入国家权力领域的制度。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域有着共同的起源，这一点我现在只是提出个判断，但不管怎么说，我想在此表明自己的主张。资本积累就发生在市民社会之中，并受到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上价格、利润、投资机制的推动。因此，在我看来，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至少在大体上对应于资本主义“私人积累”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经典概括。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体现整个共同体权力的“社会化”核心，是以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为基础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促成了这些机制，但后者却反过来摆脱了前者，并与之相对抗。
现代资本主义的来临揭开了全球新秩序的序幕。新秩序中的次生矛盾集中体现于资本的国际化（及资本主义总体机制）与民族国家的内部巩固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张力。或许正是因为这些过程有各自的发展方向，所以社会理论中的大多数流派都认为，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实际上，社会思想里流行的看法是，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消除政治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天然趋向，而民族国家只是这一天然趋向的附生现象，甚至只是后者的阻碍。在19世纪的社会思想中，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主要对手马克思主义里，我们都不难找到这种观点的根源。尽管这两者在其他方面具有显著分歧，但它们都认为，透过经济关系可以揭示政治形态的真正根源，也正是经济变迁充当着现代世界转型过程的主导源泉。然而，这种观点未能看到，“经济”确实是迅猛而持续的变迁所发生的领域，但它若要从其他领域中分离出来，就必须以现代国家的权力为前提。现代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共同构成一个世界，这并不只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变迁内在本质的反映。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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