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和社会运动属于图雷纳（Touraine）所说的“决策单位”[46]。它们处于以话语形式调动起来的信息流中，利用了某些颇具特色的(权威性和配置性）资源。社会科学文献中充斥着形形色色互争短长的“组织理论”，与之相比，对社会运动的考察显然未能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在这样一个满目皆是革命和以社会剧变为取向的各色学说激烈冲撞的世纪里，竟然还会存在这种现象，似乎没啥理由。必须承认，图雷纳等人的主张的确有它的道理，组织和社会运动这两种观念在现时代的意义同样重要。我们之所以在概念上可以把社会运动与人口流动、迁移等区分开来，就是因为社会运动蕴含着高度的反思性自我调控。可以把社会运动简明扼要地界定为“旨在建立一种生活新秩序的集体性事业”[47]。社会运动和组织不同，它不是在固定的场所中展开运作的，其中的定位过程也不具备与“角色”联系在一起的明确界定。
科恩(Cohn)对中世纪欧洲千禧年运动的概括，有助于揭示现代社会运动的某些独特要素。在他看来，是某种获得救赎的幻象激发了千禧年运动，这种幻象具有下述特征：
(1)集体的：信奉者作为一个群体沉迷于它；
(2)尘世的：它将在此岸世界而不是某种彼岸天国得以实现；
（3)紧迫的：它即将突如其来地降临人间；
（4）总体的：鉴于它将彻底改变此世的生活，新的天启将不仅仅是现存状况的改善，而是完美至福；
(5）伴随着某些动力，在人们的意识里，它们具有超自然的神奇力量。[48]
考虑到人们如此频繁地引用科恩的著作，有必要提醒大家一点，不能过分推广他的观点。我们不能简单套用上述特征，来描述中世纪所有的社会运动。当然，千禧年运动也并不会随着中世纪的终结而消亡。但我们还是能颇为自信地说，晚近绝大多数的社会运动都不具备千禧年运动的上述各项特征除了第（2)点，常常还包括第（3）点。[49]现代社会运动几乎都是此岸性的，也无一例外地具有对抗性。而它们所处的“历史意识场域”(fieldsof historicity)，其实和自身所对抗的那些组织、社团并无二致。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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