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运动并不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能够解开“历史之谜”。但从某些方面来说，它的确可算得上是当代社会运动的原型。在上文讨论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循环中，“劳动力”被作为一种商品，“转换”成其他商品。当然，不管怎么说，劳动力也是一种不同于其他任何商品的特殊商品。工人们发现自己在所处的环境中，没有权利参与和自己有切身利害的决策，因此竭力通过各种“防御性控制”(defensive control)，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这样的环境。劳工运动的根源即在于此。一旦劳工运动汇入了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它的活动领域里就直接融合了历史意识。有那么一系列相当一致的观念，同时为劳工运动和与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组织形态灌输着活力。无论是改良主义的劳工运动，还是更具革命激进倾向的流派，都旨在促进生产力本身的增长，而它们的对头也是致力于通过资本积累来发展生产力，只不过前者主张以一种平等主义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而已。话说回来，在这一点上，劳工运动并不能代表整个现代社会运动。在马克思看来，它背负着对社会性总体进行全面重组的重任，其行为体现着普遍利益，而阶级分化所体现的则是局部利益。这种观点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这不只是因为无产阶级未能实现革命[50]，甚至也不是因为它倾向于将所有的局部利益都还原为阶级利益，而恰恰是因为它揭示了历史意识理念本身的历史根源。我们的时代对以科学和技术创新为引导的启蒙运动的成就持有彻底的怀疑，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历史意识已然不复拥有自己往昔不容置疑的绝对主宰地位。
与此类似，从某些方面来看，资本主义企业既是现代组织形态的典型，又是产生那些孕育自己的环境的主要创新源泉之一。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里，企业中的反思性自我调控与对于经济生活整体的反思性控制两者不相适应。韦伯在论述资本主义企业中复式簿记的重要意义时，对这一点也已有所阐明。不管怎么说，反思性自我调控是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获取动力的，在这一点上，又是韦伯解释得最清楚。这里包含着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为深刻的问题之一。组织对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实行反思性监控，那么，组织形式的多样化是否就是从带有剥削性质的既定支配模式中获得解放的途径?马克思在预言社会主义将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时，无疑是相信这一点的。然而，从韦伯到福柯，批评他的人以及他的对头们已经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告诉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基本原则，即使不是抱着彻底怀疑的态度，也须谨慎看待。
第四章结构、系统与社会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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